人工智能的迅速發展將深刻改變人類社會生活 、改變世界 。為搶抓人工智能發展的重大戰略機遇 ,構築我國人工智能發展的先發優勢 ,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和世界科技強國 ,按照黨中央 、國務院部署要求 ,製定本規劃 。
戰略態勢
人工智能發展進入新階段
。經過60多年的演進
,特別是在移動互聯網
、大數據
、超級計算
、傳感網
、腦科學等新理論新技術以及經濟社會發展強烈需求的共同驅動下
,人工智能加速發展
,呈現出深度學習
、跨界融合
、人機協同
、群智開放
、自主操控等新特征
。大數據驅動知識學習
、跨媒體協同處理
、人機協同增強智能
、群體集成智能
、自主智能係統成為人工智能的發展重點
,受腦科學研究成果啟發的類腦智能蓄勢待發
,芯片化硬件化平台化趨勢更加明顯
,人工智能發展進入新階段
。當前
,新一代人工智能相關學科發展
、理論建模
、技術創新
、軟硬件升級等整體推進
,正在引發鏈式突破
,推動經濟社會各領域從數字化
、網絡化向智能化加速躍升。
人工智能成為國際競爭的新焦點
。人工智能是引領未來的戰略性技術
,世界主要發達國家把發展人工智能作為提升國家競爭力
、維護國家安全的重大戰略
,加緊出台規劃和政策
,圍繞核心技術
、頂尖人才
、標準規範等強化部署,力圖在新一輪國際科技競爭中掌握主導權
。當前
,我國國家安全和國際競爭形勢更加複雜
,必須放眼全球
,把人工智能發展放在國家戰略層麵係統布局
、主動謀劃
,牢牢把握人工智能發展新階段國際競爭的戰略主動
,打造競爭新優勢
、開拓發展新空間
,有效保障國家安全
。
人工智能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引擎
。人工智能作為新一輪產業變革的核心驅動力
,將進一步釋放曆次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積蓄的巨大能量
,並創造新的強大引擎
,重構生產
、分配
、交換
、消費等經濟活動各環節
,形成從宏觀到微觀各領域的智能化新需求
,催生新技術
、新產品
、新產業
、新業態
、新模式
,引發經濟結構重大變革
,深刻改變人類生產生活方式和思維模式
,實現社會生產力的整體躍升
。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任務非常艱巨
,必須加快人工智能深度應用
,培育壯大人工智能產業
,為我國經濟發展注入新動能
。
人工智能帶來社會建設的新機遇
。我國正處於全麵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
,人口老齡化
、資源環境約束等挑戰依然嚴峻
,人工智能在教育
、醫療
、養老
、環境保護
、城市運行
、司法服務等領域廣泛應用
,將極大提高公共服務精準化水平
,全麵提升人民生活品質
。人工智能技術可準確感知
、預測
、預警基礎設施和社會安全運行的重大態勢
,及時把握群體認知及心理變化
,主動決策反應
,將顯著提高社會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對有效維護社會穩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人工智能發展的不確定性帶來新挑戰。人工智能是影響麵廣的顛覆性技術
,可能帶來改變就業結構
、衝擊法律與社會倫理
、侵犯個人隱私
、挑戰國際關係準則等問題
,將對政府管理
、經濟安全和社會穩定乃至全球治理產生深遠影響
。在大力發展人工智能的同時
,必須高度重視可能帶來的安全風險挑戰
,加強前瞻預防與約束引導
,最大限度降低風險
,確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
、可控發展
。
我國發展人工智能具有良好基礎
。國家部署了智能製造等國家重點研發計劃重點專項
,印發實施了“互聯網+”人工智能三年行動實施方案
,從科技研發
、應用推廣和產業發展等方麵提出了一係列措施
。經過多年的持續積累,我國在人工智能領域取得重要進展
,國際科技論文發表量和發明專利授權量已居世界第二
,部分領域核心關鍵技術實現重要突破
。語音識別
、視覺識別技術世界領先
,自適應自主學習
、直覺感知
、綜合推理
、混合智能和群體智能等初步具備跨越發展的能力
,中文信息處理
、智能監控
、生物特征識別
、工業機器人
、服務機器人
、無人駕駛逐步進入實際應用
,人工智能創新創業日益活躍
,一批龍頭骨幹企業加速成長
,在國際上獲得廣泛關注和認可
。加速積累的技術能力與海量的數據資源
、巨大的應用需求
、開放的市場環境有機結合
,形成了我國人工智能發展的獨特優勢
。
同時
,也要清醒地看到
,我國人工智能整體發展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仍存在差距
,缺少重大原創成果
,在基礎理論
、核心算法以及關鍵設備
、高端芯片
、重大產品與係統
、基礎材料
、元器件
、軟件與接口等方麵差距較大
;科研機構和企業尚未形成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生態圈和產業鏈
,缺乏係統的超前研發布局
;人工智能尖端人才遠遠不能滿足需求
;適應人工智能發展的基礎設施
、政策法規
、標準體係亟待完善
。
麵對新形勢新需求
,必須主動求變應變
,牢牢把握人工智能發展的重大曆史機遇
,緊扣發展
、研判大勢
、主動謀劃
、把握方向
、搶占先機
,引領世界人工智能發展新潮流
,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和支撐國家安全
,帶動國家競爭力整體躍升和跨越式發展
。